从唐代到清代，看看古人如何“豪横”地保护自然环境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加强。

在我国古代，关于关爱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做法很多，而且很“豪横”，可见当时的环保力度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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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流行奢侈百鸟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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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王建在《寄旧山僧》一诗中有“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的诗句，就鲜明地褒扬了怜爱动物、救助生命的行为。显然唐代有着保护野生动物的传统。为了保护好自然资源，唐政府把山林川泽、苑圃、打猎作为政府管理的职责范畴。从法令制订到管控实施，用行政命令来落到实处。大批的野生动物，尤其是珍稀的野生动物，得到了保护。

然而唐代却有一个奢靡的安乐公主，她爱穿百色鸟毛织成的裙子，众人纷纷效仿，各种珍禽飞鸟被捕捉殆尽。为此唐玄宗下诏予以制止，保护了鸟类资源。

唐代初期，皇帝倡导朴素节俭的风尚，不欢迎臣下进献珍稀动植物。所以大批的野生动物，尤其是珍稀的野生动物，得到了保护。然而到了唐中宗时期，安乐公主却是一个奢靡之人，她的出名，是因为穿了百鸟裙而蹿红的，因此她应该是史上最不保护野生动物的范例。她爱穿百色鸟毛织成的裙子，而且在当时引领时尚，一时众人纷纷效仿，各种珍禽飞鸟被捕捉殆尽。据《旧唐书·五行志》载：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色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在裙中。自安乐公主做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安乐公主带动的奢靡之风已危及到野生动物的安全。

唐玄宗即位后，接受了宰相姚崇、宋璟禁奢靡的建议，于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下了《禁珠玉锦绣敕》。他下诏说：“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令付有司，令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珠玉之货，无益于时，并焚于殿前，用绝竞争……”在《旧唐书》中也记载：“开元初，姚、宋执政，屡以奢靡为谏，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从此采捕百色鸟兽之风渐息。可见社会风尚淳朴，野生动物才能得以生存，人类才能处于和谐的大自然中。

宋代百姓抓到偷猎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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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泽而渔是野生动物保护的大忌，尽管宋代的野保十分到位，但是仍有一些地方，因为滥捕乱猎，曾经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对此，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文人们常常出来说话。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的宋代诗人梅尧臣，对于破坏生态竭泽而渔的现象十分忧虑，曾写了《打鱼》一诗，予以警戒：“插苇截湾流，寒鱼未能越。安知罟师意，设网遮其阙。不须芳饵悬，何待清歌发。所获胜纶竿，宁闻忧泽遏。”

正因为这样，宋代从上层就十分注重出台保护措施。宋太祖曾下诏要求：“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太祖保护野生物从自身做起，禁止进贡珍禽异兽，不失为制止捕猎野生动物的一个好办法。

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宋真宗也曾下过一个《禁采捕山鹧鸪诏》：“山薮之广，羽族日繁。眷彼微禽，本乎善斗，致婴羁绁之患，以为玩好之资。悦目则多，违性斯甚。载念有生之类，务敦咸若之仁。属以阳春戒时，动植叶序。特申科禁，俾遂熙宁。自今诸色人不得采捕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专门为一种珍禽山鹧鸪下诏保护，历史上十分罕见，宋真宗甚至还下诏保护昆虫的性命，可见宋真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良苦用心。

宋仁宗时，官宦富豪竞相奢侈，一时盛行戴鹿胎冠，致使鹿类横遭劫难，尤其是孕鹿遭到大量捕杀，惨不忍睹。对此种现象，宋仁宗没有放任不管，他于景祐三年（1036年）六月十五日下诏说：“冠冕有制，盖戒于侈心；麛卵无伤，用蕃于庶类。惟兹麀鹿，伏在中林，宜安濯濯之游，勿失呦呦之乐。而习俗所贵，猎捕居多，资其皮存，用诸首饰。竞刳胎而是取，曾走险之莫逃。既浇民风，且暴天物。特申明诏，仍立严科，绝其尚异之求，一此好生之德。宜令刑部遍牒三京及诸路转运司辖下州、府、军、监、县等，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及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捕鹿胎，并制造冠子。如有违犯，并许诸色人陈告，其本犯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采捕鹿胎人，支赏钱二十贯文，陈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支赏钱五十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这个诏书，规定得很明确，对此类现象要求各级予以严厉打击，以保护孕鹿的正常孕育，效果很明显，在《宋朝事实》中说，“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绝”。可是，到了南宋，鹿胎帽再次成为人们追逐的时髦服饰。宋高宗也很明智，于绍兴六年（1136年）、八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连续多次颁布诏令“禁采鹿胎”“禁以鹿胎为冠”。

明代滥伐五台山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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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律法来保护环境是明朝历代帝王重视的事情，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在《大明会典》中就规定，在建有庙宇、园陵、皇陵等的山林中，不许砍伐树木和采捕动植物。

所以，明代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就陆续出台了许多条令和规定，鼓励百姓种植经济林木和绿化树木，《明史·食货志》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这是一道强制种植经济林木的法令。洪武二十四年“命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植桑二百株、枣二株、柿二百株”。二十七年又规定：“每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这更是严厉的植树法令，确实大大促进了当时的植树造林和绿化工作。

明代如此重视植树造林，保护绿化成果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据杨德盛《寺僧植树造林史话》载：由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需要大规模建设宫殿，特别需要大量的木料，有不少人借着为皇帝“造办”的名义，大肆砍伐古树名木，从中渔利。竟有人砍伐到了佛教名山五台山。五台山的僧人们不干了，就告到了巡抚山西的侍郎高文荐那里。

高文荐听闻此事，非常重视，他知道五台山是佛教名山，古树名木多，如果大量砍伐，势必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不好。于是就向皇帝上奏：“五台山为天下名胜，而今万阜童童矣，何名胜之有。积弊已深，林木将尽……若复姑息，不为严禁，山木有尽，岁月无穷，岂以为长久之计！”提出须严禁采伐。皇帝知晓此事后，立即责成兵部准议施行。圣旨下来后，高文荐即下令，不论新旧木材，一律不准变卖，也不得借口“造办”再行砍伐，并责成五台山所在辖地浑源、应县两地派兵日夜巡逻，凡进山砍伐以及偷运者，一律捉拿问罪。寺僧更是踊跃配合官兵巡山护林，从而使五台、繁峙县一带的山林得到保护。

清代滥造象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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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帝王十分注重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以保证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存在。他们先后颁布了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的诏书与禁令。“顺治四年，冬十月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顺治八年，冬十月甲子，免五三大节进珠、貂……”“康熙六年，六月己亥，禁采办楠木官役生事累民。”“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丙寅，免去林贡鹰。”“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壬子朔，谕粤海关官员贡毋进珍珠等物。”

尤其是雍正皇帝**个颁布了象牙制品的禁令。清代的象牙雕是我国牙雕的鼎盛时期。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促使广州牙雕迅速发展成为在中国牙雕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派牙雕。广州象牙大多来自东南亚，牙雕以象牙扇、象牙球、象牙灯、象牙龙船为典型特色，特别受到民众和官员的喜好和收藏，尤其是精美的象牙制品被清代广东官员作为贡品大批进贡到朝廷。

众所周知，雍正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任何事情都马虎不得。在大清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清实录》中，就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蓆，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摒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这道谕旨表达了雍正对野生动物的仁爱之心。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有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史，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其中，基于环境保护而形成的一系列环保制度和刚性做法，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规范人们的环保行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对于今天人们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