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神州大地上涌现出了五位思想家，分别是朱之瑜、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方以智。他们在壮年的时候见证了明朝灭亡、满清入关的历史，受此影响，人生轨迹出现了重大转折。

公元1638年，号称“文武全才**”的朱之瑜深感于“世道日坏、国是日非”的末日景象，再也无意仕途，他正式谢绝了崇祯帝的征召，打算终老于山林。谁知六年后天下大变，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上吊自尽，仅过了数月，吴三桂便引导清兵入关，窃取了天下。为了抗清，朱之瑜四处奔走，流落在浙江、福建沿海，曾出访日本、安南等国，请求外国援助，以便能够驱逐鞑虏、克服中原。

朱之瑜，号舜水，流亡在日本的中国思想家

朱之瑜流亡日本，反思明朝的灭亡

顺治十六年（1659年），天下大定，眼看恢复无望，黄宗羲与顾炎武都返还故乡，过着隐居著书的生活；悲愤之下，方以智遁入空门，做了僧人，而王夫之则退隐林泉，不为世人所知。只有朱之瑜依然在海上漂泊，力助郑成功、张煌言北伐。这次北伐失败后，心灰意冷的朱之瑜流亡到了日本，在学生安东守约的帮助下，定居于长崎，从此再也没回过中国。

1665年，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聘请朱之瑜到江户作宾师，向日本人传授儒学。朱之瑜在日本生活的二十二年里，始终身着明朝服饰，他还希望死后尸骨能返还故土。日本人对他很尊敬，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来听讲的人非常多，逐渐形成了“水户学”。弟子安东守约曾向朱之瑜请教“明室致乱之由”及“恢复兵势”等问题。

为了说明情况，以备修史参考，朱之瑜便写出了《中原九述略》一文。这篇文章研究了明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全面分析当时的天下形势，并提出灭虏的对策。

与其他遗老不同，朱之瑜虽然也忠于明室，但他并没有为明朝饰非护短，也不愿美化明朝的历史。而是客观地讲述了明朝末年的腐败与堕落，探寻老百姓为什么选择中立，对明朝的灭亡坐视不管等问题。由于朱之瑜是在海外著书，所以摆脱了清政府的审查，不需要遮遮掩掩，可以秉笔直书，所以《中原九述略》里还有许多揭露满清残暴的内容，成为清朝的禁书。朱之瑜就说：

“述者，记其行事，无有粉饰文致；略者，具其梗概，不能委曲周详。”

这是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朱之瑜的文章都在日本写成，能够直言不讳，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明朝灭亡时老百姓为什么袖手旁观？

尽管封建史学家在为明朝修史时列了一长串的殉国名单，讲述都城沦亡之时有多少忠臣烈女合家自尽的悲剧，然而终究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在明朝灭亡之时，大部分老百姓都抱着冷漠的态度，对这个政权并没有太多留恋。朱之瑜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在《中原九述略》中对这一现象也直言不讳。他写道：

“崇祯末年，缙绅罪恶贯盈，百姓痛之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

李自成与张献忠都曾遭遇溃败，最窘迫之时身边只有十数骑而已，然而他们却总是能够越战越勇，越打越多，乃至于最终灭亡王朝，这是因为闯献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明朝末年，天灾人祸已经导致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可是官府非但没有积极抚恤救济，反而还敲骨吸髓的加派辽东三饷，导致天怒人怨。李自成的转折点在崇祯十二年，他听从李岩的建议，一改之前嗜杀的流寇作风，采用“均田免赋”的政策来收买人心。每次攻城破敌，农民军都会开仓济民，故而追随者越来越多。

明朝腐败由来已久，从万历年间的矿税开始，害民之策越来越多。天启时灾害频发，赋税却不曾减轻过。崇祯四年，刑科给事中吴执御上书请罢理财、加派等措施，崇祯帝回答说：“加派原不累贫，惟搜刮滋奸。”然而又说：“若得良有司奉行，亦岂至病民乎！”固执不已，不肯变更。同年陕西饥荒，八年山西大饥，人相食；十二年，河南、两京、山东旱，大饥；十三年，饥荒波及浙江，并延续至明亡。

崇祯立志改革，却不曾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种背景下，崇祯仍要开国库、播军饷以助辽东抗清，还命洪承畴等讨伐流民，致使百姓饿死十七八。然而，最致命的并非财政支出的困境，而是明朝权贵垄断财富达到了骇人的地步，致使社会贫富差距巨大、阶级矛盾剧烈对抗化。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破河南府，杀福王，发现王府中存贮大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遂开仓以赈饥民；十六年，张献忠攻武昌，楚王府中尚积金百万，长史徐学颜请求发金以助军饷，楚王不听。献忠破武昌，沉楚王于湖，其家中黄金堆积，辇载数百车不尽，百姓这才知道楚王腐败到了何等地步；同年，孙传庭发兵击李自成，战于渭南，军队乏食，求于富室、乡绅，皆不应，明军遂败没；十七年，李自成兵临昌平，崇祯派太监到外戚巨室家中去求金助饷，王之心最富，崇祯当面向他请求捐助军饷，他也仅献出一万金。之后李自成破京师，抄没王之心的家，共得黄金十五万。农民军还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世人始知官府敛财腐败至极，其灭亡岂不宜哉？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官府已经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所以老百姓抛弃了这个政权，选择袖手旁观，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满清，他们的到来不过是换个人来纳粮，重新规定怎么磕头、怎么颂圣而已，做谁的奴隶都没有区别。

士大夫腐败与百姓的冷漠加速明朝灭亡

满清的人口不过数十万，而明朝灭亡前夕至少有几千万到一亿的人口，为什么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会快速地被征服了呢？日本人对这个问题同样感兴趣，对此朱之瑜也给予了答复。在几千万的明朝人口中，真正抵抗的力量是非常少的，清朝只要打败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李自成农民军，剿除南明的残余势力，就可以统治中国，并不需要与几千万乃至一亿的平民为敌。

在满清入关时，士大夫与百姓的心态至关重要。当时明朝已是人心尽失，故而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风归降，没有一个人起来抵抗。人们既痛恨于明朝的腐败，也不甘心于李自成的统治，在没有更好选择之下，对满清也就采取了不抵抗的态度。因此，朱之瑜痛心地说：

“总之，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而细民无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图未获之利，不顾终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责也。”

由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阶层作为明朝的统治者，他们不以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为本分，而是竞相争事豪门，攀附权贵，“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导致明朝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官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官僚阶层掌握着各种特权，宗室子女豪奴专横跋扈，不断地颠倒黑白，侵渔百姓，使得上下离心离德，共同体已经走向解体。

朱之瑜认为老百姓就如黄口孺子，一旦断其生计，立可饿死。然而官僚阶层却不知体恤，不仅侵夺其利，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打压，导致“既被其害，无从表白申述，而又愁苦无聊”，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加入流贼通过做乱以泄愤了。

李自成想要进攻北京，便高调宣传“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有贪利之心，又欲报复明朝，故而争相献城，不肯抵抗，“其心既变，川决山崩”。因此，海瑞就曾说过：“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坏了”。明朝的官僚阶层不断破坏自己的统治根基，完全不在乎老百姓的利益，故而老百姓便决定与之同归于尽，最终使清朝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明朝内部瓦解，让清兵入关有可乘之机

清朝为什么能够取代明朝而得天下？

在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之后，朱之瑜不忘揭露清朝的残暴，并说明清朝得天下并非顺天应人之举。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曾说：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盛世。”

明末的天灾与战乱正是“将人不当人”的日子，明朝与闯、献随意搜刮与屠宰百姓，让他们怀念起太平的日子来，宁愿做“太平犬”也不想当“乱离人”。在这种情况下，满清入关了，他们虽然没有兑现“均田免粮”的理想国家，但毕竟结束了战乱，满足人们要当“太平犬”的需求，所以也就被百姓勉强地接受了。

朱之瑜认为在满清的统治下，人们确实过着“太平犬”的日子，统治者虽然换了，但磕头跪拜的礼节不能改，而且还得加上剃发易服的要求；从辽东到江南，全国各地但凡有干涉满洲的官司，都要听从官府的指掌，只要敢违抗，立即全家抄没；为了剿除南明势力，清朝增设沿海营伍，一切费用皆由当地百姓承担，若有一家杀死兵丁，即视为谋逆，全村皆荡平；另有“拆房屋”、“打老鼠”等多项措施，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压迫。

在《中原九述略》的末尾，朱之瑜认为清朝之所以得天下并非老百姓的选择，更不是顺天应人的历史规律。他说：“彼之所以能据我中国者，原乘我民心之叛，而用以张其威，所以到处望风溃散，未尝一战而窃取天下矣”。明朝的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发生内讧，老百姓不堪压迫，欲与之同归于尽，结果导致满清入关，趁火打劫，窃取了天下。